银幕上的乡音突围(银幕发声)

□ 本报记者 周 娴

近日，有多部方言影片上映，以独特的在地感与文化认同度，在电影市场中开辟出一条细分赛道。

方言赋予电影在地感

在《得闲谨制》中，生活在宜昌的南京机械厂钳工莫得闲，用南京话向家人许诺：“从今往后，我天天给你做鸭血粉丝汤，嘴里头有，就是回家了。” 充满生活气息的方言，让电影带着南京城独有的韵味和情感。

沪语《菜肉馄饨》深入老上海弄堂的烟火日常，粗瓷碗、蜂花皂等浸润年代感的生活物件，与纯正地道的沪语对白交织。导演吴天戈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他看来，方言为作品注入了不可复制的文化肌理，这种根植于地域生活的温热，是普通话难以传递的。

《秋水伊人》采用潮汕方言对白，“大部分演员都是潮汕籍，这样才能确保方言的原汁原味。”导演兼制片人周晓燕说。这部作品如同一封写给潮汕人的光影家书，同时也为外地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潮汕文化的窗。

“方言电影多以纪实风格为主，聚焦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方言的运用能为作品烙上鲜明的‘在地’印记。”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伟认为，方言所传递的远不止籍贯信息，更包括与之相应的教育背景、社会阶层与文化心态。纪实类方言电影反映的大多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他们往往文化水平不高，很多刚从农村进入城市，如果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反而背离社会现实。

一句地道方言常能瞬间拉近角色与观众的距离，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点睛之笔。例如《叶落归根》中，那股“大碴子味儿”的东北话，让人物随意、张扬的个性跃然银幕；《疯狂的石头》里的重庆方言，活脱脱勾勒出重庆人火辣直爽的脾气；而《秋菊打官司》中，秋菊执拗重复的“额就是要个说法”，则传递出陕北女性骨子里的倔强——这些生动的情节，是普通话难以完全替代的。

为何“本土热、外地冷”

在当下方言电影中，喜剧题材占比过半。江苏省电影家协会理论与评论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张永祎分析，对习惯了普通话的观众而言，方言的出现往往带来新鲜感，并能制造独特的喜剧效果。

方言电影虽易出彩，却也面临着传播层面的局限。多数作品在本土文化区域内反响热烈，却难以在全国市场形成广泛影响力。以《菜肉馄饨》为例，该片在上海地区累计票房超过2084万元，占总票房比例高达97%。这一鲜明的区域集中现象，既反映出特定地域市场的潜力，也折射出方言电影在“出圈”过程中普遍遇到的困境。

“即便有字幕辅助，非方言区观众在理解方言中特有的俚俗表达和文化隐喻时仍会存在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影的流畅度。”谈及方言电影，徐州中影东方影城金地商都店经理翟经霜心情复杂，“作为影迷，我非常欣赏这类作品的真实；但作为影院经营者，却不得不直面它们带来的市场挑战。”她认为，方言本身就像一道无形的门槛，本地观众能心领神会的台词，外地观众往往需要借助字幕理解，这种持续的“解码”过程容易造成观影疲劳，这使得不少优质方言电影陷入“本土热、外地冷”的传播窘境。

据统计，在方言电影中，以粤语和北方官话作品居多，吴语区电影则相对较少。以苏南、浙北为代表的吴语区素有“十里不同音”的特点，这在客观上也不利于方言电影的跨区域传播。

“并非所有地区都具备发展方言电影的条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认为，方言电影是电影市场区域化深耕的产物。在电影文化氛围浓厚、消费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可尝试针对方言电影进行分线发行，例如可考虑“一影两版”：在方言区放映方言版本，在其他地区发行普通话版本。张永祎则认为，可采用“方言为主、普通话为辅”融合叙事，这样既保留了作品真实的地域气息，也让电影走向更广阔的观众群体。

在乡音与共情间寻求平衡

相较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应警惕创作层面的风险。

“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为方言而方言。”石川认为，方言作为重要的创作元素，必须真正融入故事内核与角色灵魂，才能焕发生命力。石川特别强调，应尽量避免让演员“模仿”或“表演”方言，在选角时优先考虑来自该方言区的演员，以保障语言表达的原真性与感染力。

“无论是使用普通话还是方言，对电影而言，内容永远是第一位的。”石川认为，真正决定作品艺术高度的，归根到底是故事本身的情感穿透力。方言电影之所以动人，首要原因在于它们“讲好了一个好故事”。

《带你去见我妈》中母亲在传统观念与子女幸福之间的挣扎与让步，折射出天下母亲共有的深情；《人生大事》围绕死亡与告别展开叙事，触及的是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而《爱情神话》在上海弄堂的烟火气中，探讨的实则是中年情感、性别观念与都市女性的自我价值追寻。正是这些扎实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内核，让植根于地域的影像得以超越方言的局限，真正走进全国观众的内心。

在张永祎看来，“许多地方方言与传统艺术正面临传承危机，电影通过银幕再现方言的韵味，实际上是在守护语言文化的遗产。”而如何在乡音与共情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将最终决定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故事，能走多远，能触动多少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