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朝政策该由谁主导 统一部与安保室的权力之争(韩国朝鲜希望统一吗)
韩国对朝工作最近出现了新的矛盾点。12月16日，韩美政府举行了协调对朝政策的会议，但负责朝鲜事务的统一部竟然缺席了。这不是简单的日程冲突，而是一个强烈信号——统一部与国家安保室围绕“谁主导对北政策”的竞争已经公开化，也让外界首次直观感受到韩国政府内部指挥链的分叉。
12月15日，会议前一天，统一部表示：若会议议题触及南北对话、交流合作等事项，必要时将由统一部另行与美方沟通。紧接着，多名前统一部长官公开反对出现“第二个韩美工作组”，认为对北政策的主轴不能绕开统一部。这些举动表明统一部不愿接受自己被固定在“事后解释、事后执行”的位置。
国家安保室随即回应。安保室长魏圣洛强调相关事项已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中协调，政府必须做到“one voice”。这句话表面是强调对外一致，实际则是在划定权力边界：涉朝议题一旦进入对美协调、制裁与危机管理等高敏感领域，就应由NSC统筹、由安保室把口径收束。
于是，一场“无人出席”的会议迅速演变为对北政策权力结构的公开对照：统一部用“缺席+划界”守住南北对话与接触窗口的法定主责，安保室则用“NSC统筹+口径收束”守住决策中枢与对外协调权。所谓主导权之争，并非谁要取代谁，而是两套权力逻辑在同一议题上正面相撞，裂缝因此被放大。
与此同时，统一部“改名风波”也引发了广泛关注。2025年6月中旬，国政企划委员会传出要检讨政府组织改编的消息，媒体随即报道统一部可能不再叫“统一部”，而改成更突出“和平”“南北关系”“交流合作”的名称。消息一出立刻撕裂了韩国舆论——支持者说这是在给对话留空间、降低“吸收统一”的政治联想；反对者则警惕这会变成对朝方“抹去统一”叙事的跟随，等于在名称层面先退一步。
随后几周，更名传闻几次起落。6月27日官方出面降温，称尚未形成可执行方案；但7月初又出现“可能改为‘韩半岛和平部’”等更具体说法，引发新一轮反弹；7月14日，统一部长官候选人郑东泳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表示“改名值得检讨”，让外界更加确信这不是纯粹的媒体空转。到2025年12月为止，更名并没有进入实质制度流程，现实更像是“先改内容、后谈牌子”——统一部在叙事上先朝“和平共存、交流复原”靠拢，而不是马上把牌匾换掉。
在这种背景下，李在明对统一部的评价也更像是在“定方向、改考核”。12月19日外交部与统一部业务报告场合，他强调分断国家里统一部“角色很重要”，要求统一部更主动、更有耐心地推动缓和敌对、培育信任——即使朝方拒绝接触，也要尽力把沟通空间撑住。他对“统一部、外交部分别发声”的现象并未一棍子打死，而是强调不必然是坏事，但必须通过机制把跨部门协调做实。换句话说，李在明并没有要求统一部在半年内“谈出结果”，而是把它的任务重新定义为：在难以突破的现实中，把窗口守住、把条件铺好、把对话的可能性留在桌面上。
从预算和人事的角度来看，双方强化的能力并不相同。统一部是典型的“基金型大盘”，国家安保室则更像“统筹机关运转盘”。统一部预算从2025年的1兆554亿韩元到2026年的1兆2,447亿韩元，增量主要来自南北协力基金回到“1兆规模”并明显上调；这类资金更像“政策工具箱”，对应人道、交流与和平经济等项目池。相比之下，总统室（总统秘书室及国家安保室合并口径）2026年预算约1,051.48亿韩元，较2025年增加约95.2亿，增长关键在于特活费在2026年“全额反映”。
人事与组织方面，统一部的变化更可见。2025年11月4日施行的《统一部及所属机构职制》修订，将组织重心调整为更强调和平交流、社会文化协力与地区推进，并恢复南北会谈相关中枢。统一部定员从533人增至600人，属于“把前期被削的编制大幅补回并配套新职能”的性质。这意味着统一部正在为“对话、交流、和平经济叙事”重新搭班子、补岗位。相对而言，公开层面并未出现“国家安保室新设对北专门部门”的明确公告，更多是通过预算工具与统筹机制来增强其在关键节点的动员与收口能力。
从“涉北关键场合”的出现频率看，样本期共纳入18场涉北关键场合：统一部被公开材料明确点名出席/发言为2场，占11.1%；国家安保室被明确点名参与为8场，占44.4%，高度集中在首脑外交随行与成果简报等“对外协调—统筹收口”的场景，安保室可见度约为统一部的4倍。如果把前述被剔除的统一部例行记者会与部门工作报告一并纳入，总样本变为29场：统一部被明确点名出现为13场，占44.8%；国家安保室仍为8场，占27.6%。这揭示了一个清晰分层：把日常口径算进去，统一部是更稳定、更高频的发声主体；只看国际重大场合与关键协调桌，国家安保室则是在“关键时刻高频”的发声主体。
学术会议的分工更直观。本文可核验的涉北学术会议或论坛共10场：统一部以主办或共同主办出现7场，包括国际会议型的全球朝鲜论坛等；外交部直接冠名主办仅1场，另有2场由国会研究机构或基金会主导。这意味着在南北对话难以启动、实务进展有限的阶段，统一部更倾向于通过论坛与研讨会把政府对北叙事持续铺开、解释并争取共识；外交部更多在需要对外协调的场景出面；国家安保室则主要通过NSC体系在关键外交场合收口，而较少在学术场域“挂名当主角”。
李在明政府涉北政策更像一种再平衡后的“双轨运行”：统一部负责把对北路线做成可持续的政策叙事与项目工具，国家安保室负责把对外协调与危机管理的口径收束在NSC体系内。但这套结构之所以会在近期频频“擦枪走火”，是因为它是在尹锡悦时期那种更明显的“安保中枢一轨独大”基础上做回摆。尹政府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国家安保室通过“专项工作组（TF）化＋NSC收口”的方式，把不少涉朝议题拉进安保体系内统筹推进，而统一部在组织与功能上更偏向缩编与聚焦，南北对话、交流等职能被压缩到更窄的业务框架里，整体呈现出“安保室更强、统一部更窄”的结构性倾斜。
李在明上台后统一部一旦出现组织回补、任务回摆，并试图在对美涉朝协商、对话窗口等关键节点重新“坐回主位”，就不可避免地会与仍然坚持“对外一口径必须由NSC收束”的安保室逻辑发生碰撞。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统一部“对北主权”在现实运作中仍持续受到挤压：凡涉同盟协调、制裁框架与危机管理，天然会被国家安保室以NSC统筹与对外“一口径”收束；一旦涉朝事项进入对美沟通与多边协作议程，外交部也会以前置介入方式占据对外主渠道。
未来走向取决于一个关键变量，即朝方是否出现可操作的对话窗口？若窗口出现，统一部更可能从“被点名负责”转为“实质推进”；若窗口长期缺位，统一部即便组织回补，也更可能停留在“解释与铺垫条件”的轨道，而关键节点仍将由国家安保室与外交线条定调并对外对表。
